文化呼伦贝尔

魔幻西藏:藏族导演万玛才旦镜头下的藏地

来源:new-weekly    发布时间:2019-12-29 19:10:56


万玛才旦凭这部《塔洛》获得第52届金马奖佳改编剧本奖。


万玛才旦是第一位走向世界的藏族导演,坚持汉语写作的藏族双语作家。他说,“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塔洛,都不停发生着逃离和回归”。


文/张丁歌


万玛才旦还记得,小时候他家乡附近的山上,空寂辽阔。放羊时,会听见草丛深处有歌声。循着声音,深一脚浅一脚找过去,会发现一些小匣子。匣子里总有人在唱歌,他听到最多的,是《东方红》。抓在耳边听久了,那些天上掉下来的歌,慢慢暗哑弱下去,伴着山坳鼓来的劲风,消失在山谷里。

后来他知道,那些小匣子,是从高空跌落下的人造卫星。那是青海安多藏区的山地,万玛才旦成长的地方。他今年46岁,离开家乡已近20年。可整个少年时期的记忆和情绪,总在他脑中挥之不去。广袤的群山,绵延的孤绝,那极具荒诞的天外飞来的星宿,以及整个藏地带给他的对人世的感受……万玛才旦写作时,会本能地把它们写进小说里,拍电影时,会把它们浓缩在胶片中。



万玛才旦在指导电影《塔洛》的拍摄。图/金马执委会


短篇小说《一块红布》中,少年乌金扯下蒙在眼睛上的红领巾,惊讶地听到人造卫星里沙哑的声音: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,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。电影《塔洛》中,孤独的牧羊人返回大山深处,想起那375只羊和一种似乎叫做爱情的东西,茫然四顾,缓缓点燃手中一枚驱狼的烟炮,砰——他的世界暗了下去。

离开那座山时,万玛才旦告诉自己:我要当作家。来到北京前,万玛才旦对自己说:我要拍电影。如同被命运选中,这个藏族人,成了从文字出发,要走进电影史的人。从《静静的嘛呢石》到《塔洛》,十几年来,他写的、拍的,都是藏地的人和事、藏地的日常与情怀。他被称为第一位走向世界的藏族导演,坚持汉语写作的藏族双语作家。

远离喧嚣时,他才会揭开自己的野心:去掉符号,就是导演万玛才旦、作家万玛才旦。



万玛才旦拿着金马奖佳改编剧本奖。



“孤独感能帮人抵达创作的本质。” 

北京冬天,一个雾霾的早上,万玛才旦和西德尼玛坐上飞机,四小时后,金马影展在对岸等着他们。两人的神情,庄严中带点隐秘的松弛。不仅因为电影《塔洛》刚获得金马四项提名,更值得纪念的是,西德尼玛——塔洛的扮演者,有了“身份”,他办了出境证件。两个月前的威尼斯影展上,《塔洛》入选地平线单元,但“塔洛”缺席——和万玛才旦笔下的塔洛很像,西德尼玛从未有过护照。

同是青海安多人,西德尼玛是万玛才旦的老友。他是藏地有名的喜剧演员和诗人,一条留了17年的辫子,一度是他的形象符号。“塔洛有条小辫子,一直在后脑勺晃来晃去。”万玛才旦在构思小说《塔洛》时,这句话第一瞬间闯进脑子,撞开了后面的浩荡思绪。他找到西德尼玛:我要把《塔洛》拍成电影,你就是塔洛。


《塔洛》剧照。


电影里,塔洛剪去了小辫子。因为山下那个短发的藏族姑娘,他觉得他遇到了爱情,他内心那座山,飞遍野鸟,羊群四散。镜子里,塔洛打量着自己,听天由命般,剪掉了山里的过去。万玛才旦说,塔洛(Tharlo),在藏语里是“逃离”的意思。 

再回到山里时,他失去了一切——既失去了爱情,也失去了身份,甚至失去了记忆。一个没了小辫子的陌生的自己,磕磕绊绊地背诵着《为人民服务》,也磕磕绊绊在迷茫的大山里。塔洛信仰的那个世界轰然倒塌,一切都轻如鸿毛。

飞机上的西德尼玛也成了光头。塔洛背叛过去的那一刻,也是他在现实中“为艺术献身”的时刻——17年的辫子,永远留在了万玛才旦的电影里。刀起发落的一场戏,所有人都屏着呼息,在心里做了一场告别。如今在藏地,已经很少有留辫子的男人了。

万玛才旦像个冷静的窥视者,戏里戏外,记录着一切的发生、变化、无声的巨浪。



《塔洛》剧照。



每个人都不停发生着逃离和回归

他来北京15个年头了,开始准备第六部藏族电影。他16岁的儿子,去年被送回青海一座寺院学习藏语。一切看似惊奇的故事,其实都是日常,就像他的电影风格。

万玛才旦故乡的家,是个半农半牧的地方。放羊时上山,上学时就回到黄河边的村子。他在家乡度过了青春期,边写小说边当了几年老师,又熬过几年公务员。


2002年,他终于心一横,走出藏地,来到北京,端起了摄像机。他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位藏族导演。直到2006年他拍出了《静静的嘛呢石》——这部处女作被视为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第一部纯粹的藏族母语电影。

万玛才旦的片子中,有着浓郁的伊朗电影的气质。《寻找智美更登》,几乎就是在电影美学上向阿巴斯的一次致敬。他至今记得,自己在电影学院第一次看阿巴斯电影时的震撼。那种素朴的深沉、克俭的力量,那些氛围和情绪,他在里面能找到自己。“那段时间,我集中把伊朗电影都看遍了。那些村庄、街道、小人物的生存,一些说不清的气息和藏地很像。”



要是万玛才旦选择留在故乡,中国将失去一位优秀导演。


《老狗》、《寻找智美更登》……这些在当地村子、寺庙、草原、山上取材的电影,乡人再熟悉不过,激动地像打量自己的生活,甚至不觉得像在看电影。“因为太像自己日常生活,有些人也说,没什么意思。”

更多非藏地的人,会在万玛才旦的作品里,感到一种隐隐的忧伤。那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轰鸣,会给人情绪里留下余震。塔洛失去辫子的背后,巨大的安静里,是整个信仰的崩塌。《静静的嘛呢石》中,小喇嘛出走之后,命运的轨迹难以预料……直到几年后,跟踪记录的万玛才旦发现,小喇嘛还俗了,还结了婚,有了两个孩子。

“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塔洛,都不停发生着逃离和回归。”万玛才旦离开故乡,也是逃离,他从未停止记录藏地,是更漫长的回归。



图为《寻找智美更登》剧照。



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是在西藏生的根

万玛才旦讲过一个故事,在藏地,有很多格萨尔的说唱艺人,功夫超群,他们能够几天几夜地说唱几部甚至几十部作品。国家为了抢救文化遗产,会把这些艺人请到城市里,给他们发工资,让他们每天对着机器说唱,录制。慢慢地,他们就说不出来了,好像那种超群的能力消失了。有点像塔洛,那种神奇的记忆力,会在某个瞬间消失。这一切既现实,又荒诞,像极了万玛才旦最想写的一类魔幻现实的小说。


藏地总是有许多魔幻元素。图/三采


“藏地作家作品中的魔幻性,是有现实依据的。在别人看来是魔幻的,在藏人看来是真实的。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是在西藏生的根。”万玛才旦庆幸自己远离故乡,也从未“脱敏”,始终敏感于真实日常背后的荒诞感。

他在拍的新电影,叫《永恒的一天》。“这会是一部最接近我小说的电影,也是一部真正魔幻现实主义的电影。”一个人在一天里,经历了春夏秋冬,经历了从童年到老年,经历了从生到死。蒙着一块红布的少年乌金成了主角,扯下那块红布时,他没有变,还是那个炽热的少年。

万玛才旦的红布,是他对电影和藏地的热爱。




本文首发于《新周刊》杂志第456期。